相信无所不能的天主早已以自己的方式，给予了中国古代贤者以启示。只是在印度地区的毕达哥拉斯的信徒（耶稣会一度认为印度佛教及印度教是希腊毕达哥拉斯密教的支裔），以他们的谬论和异端有毒的见解，污染了主的福音。
这使得儒教的哲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先辈们的崇高理想，而毕达哥拉斯的见解对于受启示的另一派哲学家的损害，几乎是不可挽回的。使得这些原本应当居住于至福的玫瑰园中的学者，堕落成了如同诺斯替一样的炼金术士和偶像崇拜者。
临高的博学元老们在提到旧帝国的现状时，通常认为北方的鞑x靼人是最大的文明与信仰之敌。他们提到匈奴王阿提拉，还有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所效力的鞑靼王朝，以及对于古老伟大的帝国文明遭到游牧民族破坏的痛心。
作为一批流亡于海外的前王朝贵族后裔而言，“元”这个王朝是不可宽恕的，但是在我，一个异邦教士的眼里。鞑靼人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他们以毕达哥拉斯的印度信徒的有害思想，毒化了原本属于中国人的两条救恩之路，使得儒家和道家那些受到恩召和启示的睿智经典，最终变成了今天哲学家官员“曼达林”这个团体的僵化守则和只知道炼金术和符咒之类有害灵魂的异端学说的道士们手中摆弄的东西。
但是，我主基督的救恩使得他们最优秀的领袖在野蛮异教徒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最光明最荣耀的一面的时候，像出埃及记里的那位先知一样，带领着最优秀的人找到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在这里，他们保留了我主的救恩，还有他们最光荣的道德、传统、知识和尊严。
他们也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宗教，然而，这宗教是没有经过印度的有害学说所毒化的。它其中有无数合理的因素表明，它曾经包含了主耶稣的救恩之路，也是最能适应耶稣基督的种子生长并开花结果的沃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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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鸿篇巨著出版三十年后，帝国与意大利教会就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愚昧保守的封建头目伪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宣布《大帝国记》为禁书，并列入欧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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