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杭州教会的教徒人数，大约在一千四五百人。郭居静平均每年要为二百人洗礼。他谈到在这里传教的种种困难和特殊之处。认为在大明传教，获得缙绅阶层的支持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广泛，不但可以庇护教会的安全，百姓们也往往把他们视为标杆，往往一个地方缙绅的受洗，会带动周围很多人受洗。许多士大夫教徒是全家受洗，不仅自己和家眷，连家中的奴仆也会跟着受洗。
缙绅士大夫受洗，首先就解决了教会的经费和传教点的房屋问题。如果没有缙绅教徒的捐赠，贫穷的教徒即无力捐助，又没有足够的人数来“聚沙成塔”。教会就必须依靠澳门的汇款才能生存，而且也难购买到房屋和土地。
杭州的天主教会正是有杨、李两家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缙绅的支持，在杭州始终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传教事业也很少受到干扰，所以发展很快。
从儒生、士大夫入手传播信仰，是利玛窦均进入中国之后的制定的传教方针。在赵引弓看来，利玛窦不愧是欧洲第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状态的人――之前的欧洲人，包括不知道是否真得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在内，不过是一群走马观花的猎奇者而已。
但是这一方针，赵引弓认为过于“上层路线”了，尽管也有许多贫穷阶层的人受洗入教――不少人还在教案中“殉道”。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南京教案”中的卖糕小贩。但是总体上，天主教会在大明缺少社会根基，“浮在上面”。结果就是雍正一禁教，很快就在全国肃清了原本就不多的天主教信仰。
二鸦之后开放教禁，基督教新教在传教方面后来居上，和他们走“平民化”路线有极大的关系。新教会开办医院、学校，收养孤儿、举办各种慈善，举得了不凡的效果。
但是这个见解赵引弓是不会对郭居静说得――“下层路线”是元老院的法宝。当然，郭居静未必不知道“上层路线”的弊病所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走“上层路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如果没有二鸦之后英法两国的“积威”，新教的“下层路线”也不一定就行得通。
郭居静虽然身处杭州，对教会的消息却并不蔽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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