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营地设在一个隐蔽的山坳里，几顶破烂的帐篷依着山壁搭建，上面盖着伪装用的树枝。伤员们或躺或坐，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汗水和草药混合的刺鼻气味。几个穿着同样破烂军装的人正在忙碌，其中一人背着个印有模糊红十字的帆布包，应该就是军医。
“老徐！来活儿了！第十军的兄弟，伤得不轻！”架着王飞的老兵朝那个背药包的人喊道。
被称为老徐的军医立刻小跑过来。他约莫四十岁，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但动作却利落干脆。他看了一眼王飞被血浸透的左臂，眉头紧锁。
“扶他躺下！”老徐指挥着，一边快速打开他的药箱。药箱里东西少得可怜，几卷洗得发白的绷带，一小瓶碘酒，一把钳子，还有少许磺胺粉——这在当时是极其珍贵的消炎药。
老徐用剪刀小心剪开王飞手臂上那早已被血污和泥泞糊住的临时包扎。布条粘连着伤口，揭开时，王飞疼得浑身一颤，冷汗瞬间布满额头，但他死死咬住牙，没哼一声。
伤口暴露出来，情况比预想的更糟。深度撕裂，边缘不规则，由于感染，周围皮肤已经红肿发亮，脓血从伤口深处不断渗出。
“感染了，而且很深。”老徐语气凝重，他拿起那瓶所剩无几的碘酒，“兄弟，忍住了，没有麻药。”
王飞点了点头，将旁边老兵递过来的一截木棍咬在嘴里。
碘酒淋在伤口上的剧痛，如同烧红的烙铁直接烫在皮肉上。王飞的身体猛地弓起，脖颈上青筋暴凸，咬着的木棍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老徐却毫不手软，用沾满碘酒的棉签深深探入伤口内部，清理着脓液和坏死组织。这个过程漫长而残酷，王飞几次几乎晕厥过去，全凭一股意志力强撑着。
清理完毕，老徐将最后一点磺胺粉小心地撒在伤口深处，然后用相对干净的绷带重新包扎好。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老徐擦着额头的汗，声音带着疲惫，“磺胺不多，只能给你用这点。能不能挺过去，看你自己造化，还得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今晚可能会发高烧，得有人看着。”
之前救王飞回来的那个老兵，自称姓赵，是这里的头儿，大家都叫他赵队长。他拍了拍王飞没受伤的右肩，“兄弟，到了这儿就先安心歇着。我叫赵得柱，62师搜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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