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被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我们的人正在塔林老城和布尔什维克逐街逐巷地战斗。”
坐在鲍尔弗旁边的一个法国人冷笑了一声。他叫皮埃尔·德·拉图尔，是法国流亡政府派来的“特别代表”——说是代表，其实整个流亡政府都在伦敦买了几间办公室，靠着英国人的支持勉强度日。
“斯特兰德曼先生，”拉图尔的声音尖刻，
“您说的是指您的人把法国援助的两百万法郎花在什么地方了呢？
据我所知，那笔钱本该用于购买军火，但实际到账的只有不到一百五十万。剩下的钱去了哪里？”
斯特兰德曼的脸涨得通红。
“拉图尔先生！”他站起身，
“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我们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随时可以接受审计！
倒是法国政府——如果那还能叫政府的话——应该先解释解释，为什么承诺的炮弹到现在还一箱都没运到！”
“你在质疑法国政府吗！”拉图尔也站了起来，“我们的物资什么时候运到还需要跟你汇报吗！”
鲍尔弗依然不动声色地搅动着红茶。
“两位，”他慢悠悠地说，
“请坐下。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拉图尔和斯特兰德曼对视了一眼，各自悻悻地坐下。
立陶宛的代表安塔纳斯·图穆拉斯一直没有说话。
立陶宛的局势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更糟——考纳斯郊外的政府军虽然集结了优势兵力，但工人赤卫队的抵抗异常顽强，几次反攻都未能得手。
更重要的是，立陶宛与德国接壤，德军的威胁近在咫尺。
“图穆拉斯先生，”鲍尔弗转向他，“立陶宛的情况怎么样？”
图穆拉斯沉默了几秒。
“不好。”他说，声音低沉，“布尔什维克虽然被压制在考纳斯郊区，但他们得到了……某些方面的支持。”
“某些方面？”拉图尔冷笑，“您可以直接说德国人。”
图穆拉斯没有否认。
“根据情报，”他说，
“今天下午，德军的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已经抵达默麦尔河对岸。
我们的侦察兵亲眼看见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正在渡河。”
会议厅里瞬间安静下来。
落地钟的滴答声突然变得格外清晰。
鲍尔弗放下了茶杯。
“有多少人？”他的眼神变了，“您确定？”
“非常确定。”图穆拉斯说，“八千到一万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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