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上京南郊劳工区，陈记早点铺。
清晨六点一刻，秋雾还未散尽。铺子外的煤炉已烧得通红，三层高的蒸笼冒着滚滚白气。
老板老陈正麻利地从笼里拣出包子、烧麦，码进竹匾。一个十五六岁小伙计，正蹲在门口小板凳上，“刺啦刺啦”磨着豆浆。
头一拨客人已经来了。
靠墙那张桌子坐了四个建筑工人，都是上京第一建筑公司的。
领头的是泥瓦工班长张大有，黑脸膛，粗手粗脚，正掰开个肉包子，蘸着辣椒油。
他对面是年轻工友阿兴，孔敬府人，来上京半年，汉语说得顺溜多了。
旁边一桌坐着三个码头搬运工，裤腿上还沾着河泥。
最靠外那张小桌，则是个头发花白、戴副断腿眼镜的老先生，慢条斯理地喝着粥。
这是附近小学的职工，姓刘，在学校看大门，早上总爱来这儿坐坐，众人都称他刘老师。
“老陈，报纸来了没？”张大有咽下口包子，朝柜台喊。
“来了来了！刚送来的，油墨味儿还没散透呢！”
老陈从柜台下抽出两份《上京日报》，一份递给张大有，一份夹在门口的简易报架上。
张大有摊开报纸，同桌几人都凑过头来。头版那行粗黑标题赫然入目：
“荼毒百姓的豺狼终自毙！沙立畏罪自杀于山区”
“死了好！这种祸害留着过年？”码头工那桌有人兴奋地拍了下大腿。
阿兴盯着报纸上那张模糊的照片，嘴唇抿得紧紧的。
过了几秒，他才低声说：“我老家村子……就是被这种败兵抢的。我爹的肋骨，就是被枪托砸断的。”
旁边桌一个老码头工叹道：“你这还算轻的。我老家在川省，那会儿，兵匪一家，今天这个司令来征粮，明天那个队长来拉夫。
我老汉就是不肯交最后那袋谷种，被吊在村口树上打，抬回来没三天就咽气了。”
气氛一时沉重。
这时，铺子门口进来个新客人。约莫五十来岁，瘦削，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个旧皮包。
老陈一见就招呼：“周先生来啦！还是老三样？”
“哎，麻烦陈老板了。”被称作周先生的人在刘老师旁边坐下，朝众人点点头。
张大有认得他，这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叫周文瑞。
据说早年在荷属东印度（印尼）做教书先生，去年才辗转来到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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