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落在案头，我合上最后一本账册，铜钥匙静静躺在砚台旁。两府的事务已理顺，下人们各司其职，不再需要我日日盯着。我起身推开窗，风里带着初冬的清冽，院中扫地的小厮动作利落，连檐下的灯笼都换成了新的。
我想起昨夜梦里，又梦见南疆那几年。夜里翻书无人问，白日理事反遭嫌。那时只觉女子读书无用，连自保都难。可如今我站稳了脚跟，才明白识字明理，不是为了争宠夺利，而是为了不被人轻易拿捏。
次日清晨，我换了素净衣裳，带了两个随行仆妇，往京郊田庄去。马车驶过乡道，路边有孩童在村塾外扒着窗缝听讲。先生提着戒尺出来赶人，几个小子哄笑着跑开，唯有一群女童仍站在篱笆外，踮脚望着黑板上的字。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我下了车，走近问。
一个穿补丁袄子的小姑娘抬起头：“我们想听听先生教的《千字文》。”
“女娃家读什么书？”先生皱眉走来，“快回家纺线去，别耽误我授课。”
“我不是为我自己。”她声音不大，却没退，“娘病着，药方上的字我不认得，抓错药伤人命。我就想识几个字，能看懂医书就行。”
我看着她冻红的手指紧攥着半截铅粉笔头，那是从窗台上捡的。旁边几个女孩也小声说：“我也想学算账，阿爷卖菜总被短秤。”“我想念信，爹在边关三年没音讯……”
我没说话，只在她们身边站了一会儿。回程路上，车轮碾过枯叶，沙沙作响。我在心里算了笔账——名下三处庄田、绣坊去年结余三千二百两，够建一所学堂。这钱不用侯府公账，也不动将军府一文，是我自己理出来的产业盈收。
三日后，我再赴京郊，带了地契文书。原是镇上废弃的义仓，屋顶漏雨，墙皮剥落，但地基结实。我让工头丈量尺寸，说要改建成学堂。消息传得快，当天就有老儒拄着拐杖上门。
“苏家小姐，”他捻须摇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这般兴师动众，怕是要惹非议。”
“那您觉得，女人该不该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我问他。
他一愣。
“该不该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契？该不该在夫死子幼时，看得懂族中分产文书？”我继续道，“我不教她们写诗作赋去博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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