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落在案头,我合上最后一本账册,铜钥匙静静躺在砚台旁。两府的事务已理顺,下人们各司其职,不再需要我日日盯着。我起身推开窗,风里带着初冬的清冽,院中扫地的小厮动作利落,连檐下的灯笼都换成了新的。
我想起昨夜梦里,又梦见南疆那几年。夜里翻书无人问,白日理事反遭嫌。那时只觉女子读书无用,连自保都难。可如今我站稳了脚跟,才明白识字明理,不是为了争宠夺利,而是为了不被人轻易拿捏。
次日清晨,我换了素净衣裳,带了两个随行仆妇,往京郊田庄去。马车驶过乡道,路边有孩童在村塾外扒着窗缝听讲。先生提着戒尺出来赶人,几个小子哄笑着跑开,唯有一群女童仍站在篱笆外,踮脚望着黑板上的字。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我下了车,走近问。
一个穿补丁袄子的小姑娘抬起头:“我们想听听先生教的《千字文》。”
“女娃家读什么书?”先生皱眉走来,“快回家纺线去,别耽误我授课。”
“我不是为我自己。”她声音不大,却没退,“娘病着,药方上的字我不认得,抓错药伤人命。我就想识几个字,能看懂医书就行。”
我看着她冻红的手指紧攥着半截铅粉笔头,那是从窗台上捡的。旁边几个女孩也小声说:“我也想学算账,阿爷卖菜总被短秤。”“我想念信,爹在边关三年没音讯……”
我没说话,只在她们身边站了一会儿。回程路上,车轮碾过枯叶,沙沙作响。我在心里算了笔账——名下三处庄田、绣坊去年结余三千二百两,够建一所学堂。这钱不用侯府公账,也不动将军府一文,是我自己理出来的产业盈收。
三日后,我再赴京郊,带了地契文书。原是镇上废弃的义仓,屋顶漏雨,墙皮剥落,但地基结实。我让工头丈量尺寸,说要改建成学堂。消息传得快,当天就有老儒拄着拐杖上门。
“苏家小姐,”他捻须摇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这般兴师动众,怕是要惹非议。”
“那您觉得,女人该不该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我问他。
他一愣。
“该不该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契?该不该在夫死子幼时,看得懂族中分产文书?”我继续道,“我不教她们写诗作赋去博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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