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五十,普通监护病房的走廊开始有了人声。
护士交接的脚步声、保洁推车的轮子声、远处电梯“叮”的提示音,像把夜里那种紧绷的静一点点拆开。林昼在病房门口站了会儿,确认父亲的呼吸平稳、输液管路通畅,才把口罩压紧,转身去行政楼。
他没带太多东西:一支笔、一叠空白记录纸、手机里整理好的证据链索引,以及第三方平台那份签章的“调度原因摘要”。
CN延迟劣化Level2,触发回退至APAC。
这句话现在已经不是线索,而是事实。事实的下一步不是重复,而是解释:**Level2的阈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Level2就足以跨区?谁定义了阈值?谁批准了阈值适用于医疗关键系统?**
解释必须落在文件上。
文件必须能追到流程。
流程必须能追到责任。
林昼很清楚,供应商会在“阈值说明”这一步用尽力气。因为阈值是“策略选择”的核心:一旦阈值被证明过于敏感、或被不当调整,所谓“网络波动不可控”的叙事就会塌。塌了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句话:**你们把跨区回退写进了默认方案,并且把触发条件调得足够容易发生。**
容易发生,意味着可预见。
可预见,就不能再拿“偶发”当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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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整,监管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现场核对会。
参加的人不多:监管两名人员、接收医院法务、原医院采购处一名代表、供应商合规负责人(线上)、供应商技术负责人(线上)、以及第三方平台的协查联系人(线上)。林昼没有被列入参会名单,但接收医院法务允许他在隔壁观察室听实时转述,并把所有要点记录给他——以避免“家属施压”的口实。
观察室的玻璃隔音很好,听不到会议室里的人声。法务把电脑屏幕侧过来,打开实时纪要文档,边听边打字。林昼坐在旁边,笔尖几乎不离纸。他知道,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推进的支点。
会议开始,监管直接把第三方签章文件抛出来:“第三方已确认,19:20通知邮件在CN区域尝试路由失败一次,失败原因是‘LatencyDegradationLevel2’,触发延迟超阈回退至APAC。现在我们要求:请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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