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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医院法务把这份建议函转给监管，并提醒：“供应商绕开监管试图影响医院决策。”
监管回复：“已收悉，纳入整改监督。整改方案必须在监管框架内确认，不得私下变更核心条款。”
林昼看到这条消息，心里泛起一种冷意：对方不仅在技术层面补洞，还在权力层面找出口。他们知道证据链已被钉死，于是转而争夺“未来如何写规则”。谁写规则，谁就能把风险重新定义成“正常”。
规则不能让他们写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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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另一个风险点同时出现：证人开始疲惫。
护士长发来消息：“我妈今天又接到陌生电话，说‘你女儿别多管闲事’。我妈吓得不敢出门。我今天真的快扛不住了。”
林昼没有立刻回“报警”。他先问：“电话录音有没有？号码有没有？时间有没有？”
护士长回：“号码是虚拟号，没录音，但我妈记了时间。”
林昼回：“让阿姨把时间、通话内容逐条写下来，我让法务做《骚扰记录》并在派出所备案。虚拟号也会有运营商留痕。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自己扛，所有‘接触’都变成‘记录’。”
护士长隔了几秒：“我怕他们真去做什么。”
林昼回：“他们想要的是你害怕到沉默。你只要不沉默，他们每做一次就多一条证据。你现在不要单独行动，路上有人陪。需要的话，我们申请临时保护建议。”
护士长回了一个“好”。
林昼放下手机，心里却知道：记录是盾，但盾需要人持续举着。举久了，人会累。对方的战术就是让你累到放下盾。
所以禁变窗口之外，还有一个必须建立的“证人窗口”：关键证人必须有保护、休息与替代链路。没有这些，任何程序都可能在人的疲惫里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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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点，监管把整改框架变成了正式的《整改任务清单（第一版）》，并明确要求：
*三日内提交“禁变窗口制度与执行流程”草案；
*五日内提交“策略冻结与地理围栏启用计划”；
*七日内完成“变更系统与执行系统强制关联”整改设计；
*十四日内完成模拟演练并提交演练报告；
*全过程由监管监督，必要时开展第三方取证审计。
供应商在会议里终于说了一句更实话的话：“如果严格执行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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