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不是简单地打官司。
而是彻底解决这件事。
我打开电脑，用了两个小时做了一份完整的时间线。
从糖糖第一次被欺负开始。
铅笔盒被扔进垃圾桶——十月十二号。
水杯被倒在书包里——十月十八号。
美术作业被撕毁——十月二十五号。
被全班同学孤立——十一月三号。
羽绒服被剪开——十一月八号。
每一条都有照片、有日期、有糖糖的口述记录。
然后是学校的处理记录——或者说，不处理记录。
李老师三次被告知，三次回复“小孩子闹着玩”。
教导主任赵峰一次调解，偏袒对方。
校长孙校长一次约谈，试图压我让步。
家委会会长陶敏出面施压，要求我道歉。
我把这份材料整理成PDF，发给了陈维庭。
“陈律师，除了律师函，我还想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要向教育局提交正式的投诉。”
“理由？”
“育英小学校董与涉事家长存在利益关联，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有明显偏袒。”
陈维庭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这个角度非常好。你掌握了校董会名单？”
“掌握了。周建军是校董之一。”
“也就是说，他既是施害方的家长，又是学校的决策层。这构成了明确的利益冲突。”
“对。”
“如果教育局介入调查，这个学校的评级可能会出问题。”
“我知道。”
“姜总，你确定要做到这一步？”
“确定。”
第二天，马丽华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她不知道我已经掌握了校董名单的事，还在家长群里继续造势。
“各位家长，姜糖糖妈妈请了大律师要告学校。我真的很心寒。我们为了孩子选择育英，选择信任这里的环境，结果一个不讲理的家长就要把学校搞垮。大家想想，如果学校出了问题，受影响的是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
这一条消息的效果比之前所有的都好。
因为她精准地把我放在了“全体家长”的对立面。
不是我和她的矛盾了。
是我和整个学校的矛盾。
底下的回复一面倒。
“就是，别因为一个人连累所有孩子。”
“建议学校劝退。”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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