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迁徙’这个结果，要的是把那些可能生乱的‘大鲶鱼’赶到北边的池子里去，至于这些鱼，是整条游过去，还是留点鱼籽、鱼苗在原地的池子里......只要不明显，不闹出大动静，上面未必有精力细究，毕竟，咱们广州，每年上缴的税钱，可是这个数。”
他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朝廷，也要吃饭的嘛。”
在他的默许甚至暗中指点下，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模式在广州许多迁徙家族中悄然流行。
庞大的、引人注目的核心产业和总号，依照朝廷要求，开始不紧不慢地“准备搬迁”，做出各种姿态。
但同时，大量真正值钱、具有核心技术或稳定客户关系的“分号”、“办事处”、“研发工坊”、“秘密货栈”，却以“独立核算”、“特许经营”、“代工合作”等种种名义被剥离出来，更换名称和表面上的控制人，有的是家族旁支、有的是亲信伙计，甚至有的是名义上的“合伙人”，继续留在了广州及周边城镇，利用原有的供应链和人脉网络，悄无声息地运转、盈利。
张茂才的府衙，对这些“分号”的注册、年检、甚至一些小麻烦的“协调”，都给予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便利”。
当然，这种“便利”并非无偿，源源不断的“年敬”、“茶敬”、“车马费”，也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流入了张府的后宅。
张茂才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既能应付朝廷，又能保住地方税源，还能让那些家族感念其“维护之情”，巩固自己在岭南官商两界的地位。
这是一笔在他看来稳赚不赔的买卖。
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早已成了西山那张无形大网中，一个被重点标记的“节点”。
一支由青年复社总部直接派遣、成员来自天南地北、互不相识的“特别经济情况暗访组”，已经以南洋归侨商人、内地采购商、甚至欧罗巴某小企业的代理人等各种身份潜入广州数月。
他们不查账本，不盯码头，专门混迹于各种高级茶楼、私人会所、甚至隐秘的风月场所，用带着不同口音的官话、粤语、甚至欧罗巴语，与各色人物攀谈、交际，敏锐地捕捉着每一丝异常的气息。
张茂才那位经营航运的族弟，在一次酒后向“新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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